近幾年的性平教育關注多元文化多，但大法官是否注意到，全球女性一生中曾遭受性侵或暴力對待的人口超過10億，也就是三分之一女性的共同經驗。而在台灣社會中，受性暴力婦女和兒童、家庭的數字，又是如何？
此釋憲案申請人盧先生，因犯下多起乘機猥褻罪與其他罪行合併後入監服刑，因3年5個月的刑期結束後，被評估為「高再犯危險」而被裁定入培德醫院接受強制治療長達9年不服；他除了質疑《刑法》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未設定治療期限、違反比例原則之外，另與2名性侵犯共同聲請釋憲，並認為刑後強制治療，剝奪其憲法賦予第8條之人身自由權，要求大法官釋憲。
犯行人以自由之名，或就刑法中：未設定治療期限、違反比例原則為由，是因考量到憲法保障人身自由，而被放行；媽媽請問，社會大眾的自由何在呢？憲法豈不應有保障他人免於恐懼的自由？
根據統計性侵犯、再犯率高達11.3%，若無強制治療、監管配套機制延審，性侵犯本身如何能自我克制，使他人不恐懼？再犯者的性侵、性騷擾，犯行時會考量到他人所承受之壓力嗎？
讓「病犯」進入社區，患者可能缺乏病識感，性侵病犯再犯的風險和壓力，豈不是丟給家人，並轉嫁他人！這壓力家人難以啟口，又是另一段煎熬、不勘負荷。即使接納他的家人，也可能讓自己生活在缺乏專業又不知如何陪伴的風險中。
再犯如不定時炸彈，媽媽盟認為「刑後強制治療」必需嚴格執行，經由心理諮商、社工協助輔導、警方、律師隨時的警醒機制，防制傷害再造成；否則因復發造成他人不可逆的傷害、姦殺慘劇，又有誰能負責呢？
病犯要醫，這是刑後強制治療的目的。媽媽盟呼籲強制刑後治療應定期評估，主管機關、警察、觀護人、治療師、家長等重要他人一起協助病犯復歸社會。
（徐專員／媽媽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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