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火遲遲未熄，烏克蘭有「歐洲子宮」之稱的代孕產業為之曝光，「代理孕母不准逃難，必須先生下金主的孩子」，連帶地，戰事前澳洲廣播公司（ABC）「海外特派員」節目追尋烏克蘭商業代孕產業一名遭拋棄女嬰的故事，進而揭露代孕寶寶易「天生腦損」的三分多鐘短片，也跟著廣傳。
幸運的是，台灣目前嚴禁商業代理孕母，但人工生殖寶寶與代孕寶寶一樣，都面臨身心靈健康可能遭巨大犧牲的風險。尤其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政府近年提高不孕夫妻人工生殖補助，可使用6次、總計最高上限40萬元，更有民代主張修法，讓「妻有子宮」的女同志配偶也能進行人工生殖療程。此一議題，無法漠視。
究竟在協助這些夫妻或配偶以人工生殖，滿足其為人父母權益下，人工生殖寶寶的健康福祉有沒有被犧牲？在修法或以公眾資源給予補助之前，相關問題有沒有被討論到？
筆者從事醫療工作二十多年，觀察到台灣民間生殖機構為提高受精成功率，多採取「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產製胚胎，此技術是將單一精子注入卵子內，受精成功率似乎較高，但其侵入性質會使胚胎嚴重損害機率增加。衛生署官方數據也顯示，人工生殖輔助技術後代的早產率、低體重率及缺陷率，確實比自然受孕後代高。
至於人工生殖寶寶身心發展及成年後身心健康的研究，國內尚無完整的追蹤研究，不過施行捐精卵生子五、六十年的歐美社會，近年開始有了不少研究及討論。
隨全球捐精卵後代日益增加，一個名為「我們是捐精卵後代」組織於2016年成立網路平台，不但發行雜誌及交換資訊，還透過臉書進行年度大調查，2020年最新的調查中，全球來自15個國家共481名參與者（八成七為20歲到40歲）指出，「當得知是捐精卵後代」時最常被選中的前五個詞是：震驚、困惑、疑問、麻木和悲傷。
這份調查中，有七成多的受訪者說，在得知是受精卵後代的生活經歷中「我的受孕方式會讓我感到痛苦、憤怒或悲傷」，使得他們需要「向治療師或其他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尋求幫助或建議」，調查也顯示，捐精卵後代的父母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孩子對捐精卵受孕的感受。最令人驚訝的是，九成多的受訪者同意，「ART（人工生殖輔助技術）行業有責任對其幫助創造的ART後代的最佳利益行事」，有六成多受訪者認為，捐精捐卵者「對捐精卵後代負有道德責任」。
此外，英國雜誌《前景》（Prospect）2019年底一篇「捐精偵探：一位婦女如何以幫助捐精後代找到他們的生父親使命」報導中提及，在倫敦的一次心理治療會議上，心理治療師亞歷山德拉·卡維利 (Alessandra Cavelli) 說，她受到許多捐精卵後代為無法回答的身份問題而苦苦掙扎；然而媒體對所謂的「設計嬰兒」狂熱外，關於戰後生育科學的影響未曾有過公開辯論，這使得治療師在處理捐精卵後代個體的獨特心理環境方面準備不足，例如，有些人說他們感覺更像是一個產品而不是一個人。
此文的記者也提及，「來自倫敦的 17 歲的 Talia Ougie 是一位聰明而有思想的年輕女子，她告訴我，她對『被剝奪了父親』感到憤怒，她覺得『當父親的精子被購買時，她的權利被剝奪了』 。」
2018年，比利時出生的39歲捐精後代史蒂芬尼在聯合國演說時，提起自己25歲時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想尋找生父，卻因有關檔案已銷毀而徒勞無功，此事讓她出現「身份危機」因而主張每個人都有權知道自己來自哪個家庭和了解自己的家族病史，透過捐精或代孕誕生的兒童也應得到這些權利。
Stephanie進一步質問: 「捐精受孕是為著準雙親的需求而出現的，準雙親迫切想要生孩子，以及一個從中賺錢的行業。」「製造嬰兒的時候，你們願意花鉅資；但當被製造出來的孩子發生問題時，卻没人願意買單！」
60多年來國外捐精生育科學已製造了不少受苦捐精卵後代，台灣民代及民間倡議放寬人工生殖補助及條件時，實在要先聽聽國際間捐精卵後代的聲音：孩子不是生出來就好，他們還要身心健康及感受到被父母養育的幸福。
（文／楊雙友醫師）